國務院參事談十三五規劃思路：轉型升級提質增效

日期：2015-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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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屆五中全會將於今年10月召開，第十三個五年規劃將是重要議程之一。國務院參事、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杜鷹接受《財經》記者采訪表示，“轉型升級、提質增效應主線，原因是我國幾乎所有支撐要素投入型增長方式的條件和環境都發生了重大或根本性的變化，中國的發展方式不轉就難以為繼。”

“十三五”規劃主線應是轉型升級、提質增效

——專訪國務院參事、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杜鷹

2015年是“十二五”規劃的收官之年，正是編撰“十三五”規劃之時。這也是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以來的第一個五年規劃。

“轉型升級、提質增效是‘十三五’規劃的主線，原因是我國幾乎所有支撐要素投入型增長方式的條件和環境都發生了重大或根本性的變化，中國的發展方式不轉就難以為繼。”國務院參事、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杜鷹在接受《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

發展轉型，不是一個新提法，從1996年的“九五”計劃開始，曆次五年計劃都對此做出了要求，但轉身的質量不高。究其原因，既與觀念轉變、政策舉措、體製改革不到位有關，也與特定階段的客觀支撐條件尚未根本變化、路徑依賴性強有關。

如今這些客觀條件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發展轉型不但是“不轉不行”，也是解決中國經濟當下總需求不足和產能過剩、產業競爭力低、環境資源成本高、需跨越中產階級陷阱等具體問題的“總鑰匙”。

不轉型難以為繼

《財經》：今年一項重要工作是編製“十三五”規劃，“十三五”規劃的主要思路是什麽？

杜鷹：改革開放以來已編製了七個五年規劃，“十三五”規劃與以往有很大不同，因為世情、國情都發生了深刻變化，世界經濟進入以弱複蘇、慢增長、多風險為特征的新常態，中國經濟則進入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

國民經濟增速的換擋隻是表麵現象，實質是一係列條件變化和矛盾轉化的疊加反映，歸根到底要求中國加快國民經濟增長動力和發展方式的轉變。因此“十三五”規劃應把轉型升級、提質增效作為主線，推動我國國民經濟實現從要素投入型增長向創新驅動型增長的躍遷，保證中國經濟換擋不失勢、轉型不轉向。

具體來說，要主動適應和引領經濟新常態，把“轉方式、調結構、增效益”放到更加突出重要的位置，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以保持國民經濟一定增長速度為前提，為轉型發展創造有利條件；以大力培育自主創新能力、強化人力資本投資為切入點，為轉型發展取勢做好“兩隻眼”；以積極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為著力點，重塑產業競爭新優勢；以統籌國內國外資源配置為依托，拓展國民經濟轉型發展空間；以深化改革、強化競爭為動力，建立健全與轉型升級相適應的體製機製。

《財經》：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中國就強調了轉變經濟發展模式的重要性，這種提法還能追溯到更早。在政府大力推動的背景下，仍未能徹底實現轉型的困難在哪裏？

杜鷹：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及類似的提法，確實不是新近提出的。早在1996年，“九五”計劃就提出了“兩個轉變”，即經濟體製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製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此後每一個五年規劃都對經濟轉型提出了要求。

20年過去，雖然取得了一些進展，但總體仍未從根本上實現轉型發展。國家發改委在“十二五”規劃實施中期評估報告中指出，依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沒有得到根本轉變，產業優化升級進展緩慢，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高，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的發展要求沒有得到有效落實。

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的典型特征是：從需求結構看，主要依賴投資和出口拉動；從產業結構看，主要依賴工業擴張帶動；從要素投入結構看，主要依賴物質資源和簡單勞動投入推動，並帶有“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粗放發展的明顯特征。

經濟增長方式遲遲未能根本轉變，深究其原因，既與觀念轉變、政策舉措、體製改革不到位有關，也與特定階段的客觀支撐條件尚未根本變化、路徑依賴性強有關。

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近20年來正處在工業化中期階段和城鎮化快速推進時期，經濟社會結構變革帶來的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強勁，勞動力、土地等要素的低成本優勢彰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深度融入國際市場後，這些條件和優勢被進一步放大。“蘿卜快了不洗泥”，這些特定階段的特定條件又反過來綁定了要素投入型增長方式，使之難以實現質變。

《財經》：現在這些條件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杜鷹：當前，我國幾乎所有支撐要素投入型增長方式的條件和環境都發生了重大或根本性的變化，中國的發展方式不轉就難以為繼。

一是人口紅利正在逐步消失，勞動年齡人口已呈現負增長，勞動力成本日趨上漲，通過城鄉勞動力資源重配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作用明顯減弱；二是由依靠投資增長帶來的資本勞動比上升，投資的邊際報酬遞減開始顯化；三是長期的低水平擴張造成產能過剩嚴重，凯发官网k8贏利空間收窄，同時又抑製了凯发官网k8的再投資；四是以低成本支持傳統產品出口增長已不具優勢，且不可持續；五是以高杠杆和泡沫化為主要特征的房地產、債市、股市各類風險積累，去杠杆化本身又製約了財政金融手段的運用；六是資源環境不堪粗放型增長的壓力，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

這些條件和環境的變化也是好事，可以倒逼我們實現真正的轉型發展。

中國現在需要從要素投資驅動型增長轉向創新驅動型增長。兩種增長模式的根本區別在於動力機製不同，要素投資驅動型主要靠要素的累加投放，而創新驅動的增長主要不是靠投入量的增加，而是靠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全要素生產率(TFP)是轉型發展的核心指標，它的來源包括技術進步、組織創新、專業化分工和結構變革，即產出增量中不能被要素投入增量所解釋的部分。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首次提出“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財經》：亞洲地區，尤其是鄰國日本和韓國，都有著和您剛才所描述的相似經濟發展過程。它們的轉型曆程是怎樣的？

杜鷹：對比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地區)的發展經驗，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在轉型發展方麵的差距。

日本在1950年－1973年期間，整體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年增長率為5.1%，台灣地區1970年－1990年全要素生產率的年增長率為4.5%，而中國在1992年－2010年期間，全要素生產率的年增長率隻有1.2%，日本的技術進步和效率改善的速度幾乎是中國的4倍。

又比如，韓國在中等收入階段(1972年－1997年)，資本、勞動和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61.2%、18.9%和19.9%；而在高收入階段(1998年－2011年)，三者的貢獻率分別為46.4%、-0.3%和53.9%，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大幅提高了34個百分點，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

而據專家測算，我國1979年－1999年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僅為14.9%。

解決問題的總鑰匙

《財經》：中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遇到了很多具體問題，增長模式的轉型會如何解決這些具體問題？

杜鷹：首先可以作為穩定中國經濟增長的堅實基礎。

在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情況下，需求不足和產能過剩是製約國民經濟發展的突出矛盾。需求是可以通過供給創造的，產能可以通過升級平衡，推動國民經濟的戰略性結構調整正是破解矛盾的總鑰匙。

比如，一方麵我國鋼鐵、有色金屬產能嚴重過剩，另一方麵高強度鋼、鈦合金管材等高端新產品還需大量進口，此類現象普遍存在，意味著創新增長潛力巨大；又比如，“互聯網+”推動了新業態井噴式發展，我國網上購物的銷售額已超過進出口總額，有效地擴大了內需、帶動了就業。

在傳統發展方式邊際效益遞減的同時，新的發展方式孕育了巨大的希望、生機和潛力。大力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可以不斷賦予國民經濟發展新的動力。

第二，是重塑競爭新優勢的必然選擇。

我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製造業大國，但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製造業仍處在世界產業鏈的低端，自主創新能力和產業的核心競爭力不強，許多重大裝備和關鍵技術仍依賴於人。例如作為信息產業“心髒”的國產CPU性能僅相當於奔騰3、奔騰4的水平，處理速度為世界先進水平的1/10－1/5；高檔汽車的發動機，外資和合資品牌占國內市場的份額高達70%以上；機器人生產所需的高精密減速機、高性能交流伺服機、多軸運動控製器等關鍵零部件基本被國外壟斷；國產渦噴、渦扇發動機主軸軸承壽命遠低於國外先進水平。我國每年高新技術裝備的進口都要花費上千億美元。

麵對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和傳統比較優勢的消退，重塑競爭新優勢已是重大命題和當務之急。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帶來了曆史機遇，中國應該加大自主研發能力建設和人力資本投資，盡快突破一批具有帶動作用和戰略意義的關鍵核心技術，打造中國產業競爭新優勢。

第三，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

在傳統發展方式下，資源環境付出了過於高昂的代價。環境方麵，多種汙染物排放量遠遠超出環境容量，環境風險日益突出。

大氣汙染日趨嚴重，按照新標準全國有70%左右的城市空氣質量不能達標；水體汙染突出，20%左右的國控斷麵水質為劣V類，57%的地下水監測點位水質較差甚至極差；土壤汙染日益凸顯，全國20%的耕地土壤汙染超標，對農產品質量和人體健康構成威脅。

在資源方麵，2014年，我國經濟總量占全球經濟總量的13.3%，但消費了全球22.4%的能源總量、47.2%的鋼鐵、36.9%的銅和51%的鋁。中國是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如果這種生產方式不改變，中國要邁入高等收入國家行列，全球的資源也無法滿足。

第四，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途徑。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有100多個國家贏得了獨立，其中不少國家完成了從低收入向中等收入階段的跨越，但真正實現現代化、成功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的沒有幾個，大多落入了所謂“中等收入陷阱”。

這些國家進退兩難，一方麵低成本的比較優勢喪失，在低端市場上難以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另一方麵又受製於自身研發能力和人力資本的不足，難以在中高端市場上與高收入國家抗衡，經濟停滯不前，發展失去動力，與之伴生的是貧富分化、腐敗多發、民主亂象和社會動蕩。那麽，為什麽這些國家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學界的解釋很多，但歸結起來看，根本原因就是這些國家錯失了發展模式轉型的契機，未能順利地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從國際經驗來看，中等收入國家要完成從要素投入型增長到創新驅動型增長的轉變，即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較低水平提高到50%以上，大體需要15年－20年時間，而“十三五”正是這一進程的關鍵時期。